中國經濟網編者按：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駐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鄉村振興發展戰略藍皮書》主編、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長孫若風通過梳理長江流域鄉村文化的流變，揭示了今日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的歷史地位和時代高度。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略有刪改，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經濟網”。　　

　　孫若風 中國經濟網資料圖

　　長江與黃河同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兩大流域的鄉村同為中華文明的搖籃。梳理長江流域鄉村文化流變，有助于確證今日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的歷史方位和時代高度，并且把握其內在規律和外在表現。

　　滾滾長江東逝水，流域鄉村文化也在千漉萬淘中一路向前。舊石器時代中期之前的原始部落還不能稱為鄉村，到了新石器時代，農業從畜牧業中分離出來，人類才得以定居下來，鄉村和鄉村文化就出現了。

    長江上游的三星堆遺址，震驚世界的是其二三期出土的青銅器，其實，它的一期文化遺存也很重要，因為它是巴蜀大地上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農漁文化代表。下游的吳越地區有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南京的北陰陽營文化，還有杭州的良渚文化，它們是當時農業發展狀況的物證，學界認為它們“翻開了中國東方文明的歷史”。我認為，他們是長江流域鄉村社會和鄉村文化的第一縷陽光。

    這個時期江淮流域的薛家崗文化遺址是我的家鄉，考古學家蘇秉琦對這個遺址的判斷是:“淮河流域在中國考古學中確實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這個地區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地之一。”我想，這也應該是中國鄉村和鄉村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每次返鄉，我感覺呼吸到最早的鄉村文化氣息，這是混合著長江水氣和家鄉泥土味道的鄉野氣息。

　　幾千年了，這些作為中華文化發源地的遺址，絕大多數仍在今天的鄉村，在同一塊土壤上儲存著中華文明的基因，也年復一年地累積鄉村文明的成果，成為鄉土文化的地標。特別是在宋代以后，中國經濟政治中心南移，這個作用更加突出。

　　萬里長江不舍晝夜，流淌出從巴山蜀水到江南水鄉的千年文脈，打造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成為中華文明的標志性象征。長江文化，作為南中國文化的主體，浩浩蕩蕩，波瀾壯闊。鄉村文化則是緊貼文化河床的深流——靜臥兩岸的村莊，受到這條大江的哺育，又以自己創造的文化乳汁哺育了中華民族。長江流域的鄉村社會，雖然千差萬別，但畢竟共飲一江之水，都是依江而生、緣江而興、因江而美，水脈連著文脈，水的靈氣連著人的靈氣，因而又有類似的文化樣貌。

　　由長江串連起來千萬個鄉村，有著大致相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它們傍水而居，氣候溫和多雨，十分有利于農業生產，主要是稻作生產和漁業，還有適宜于鄉村自給自足的各種產業。這種相對穩定性為鄉村建設，特別是鄉村文化建設創造了必要條件。它有利于百姓在解決溫飽勞作之余進行文化傳承和創造。這種耕作方式促進形成了安土重遷的思想觀念和植根家園的情懷，有利于耕讀傳家的鄉村傳統代際交接。沒有這樣的相對穩定性，就沒有像莊稼一樣，一年又一年、一荏又一荏的勞作與收獲，就很難想象有那么多的鄉村文化千年傳承，不絕如縷。當然，由此也帶來鄉村封閉保守，這是其兩面性。 

　　與這種生產生活方式相聯系的是相對穩定的長江流域鄉村社會，它同樣是鄉村文化生態的組成部分。中國鄉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血緣宗法制度，家族和宗族是鄉村治理的主要組織形式，以親屬和血緣關系構成人際關系網絡，村規民約、宗法倫理、道德禮俗是主要規范模式。這種“德治”模式，本質上是依靠文化的約束力量。這一治理模式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格修養和處世方針相結合，在“天地君親師”的敬仰環境中，自然會十分重視文化的熏陶。由隋唐開始的科舉制度，持續刺激了這樣的學習，鄉村子弟爭取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不論成功與否，它在客觀上打通了城鄉治理鏈條，促進了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兩方面的發展。

　　同樣與這種生產生活方式相聯系的是相對穩定的長江流域鄉土文化。在這樣有利于文化積累、創新的空間里，鄉風民俗的原真性、獨特性、完整性得以保存，它們成為一代又一代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會出現斷檔，也不是硬性楔入。在這個過程中，鄉土文化能人自然涌現出來，成為鄉村文化骨干。可以說，千百年來的鄉村文化傳承，主體是居家過日子的尋常村民，骨干則是鄉村賢達和有一技之長的文化能人。迄今，在長江流域的鄉村，保留著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眾多的國家級和地方不同層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靠的就是這種鄉村文化生態的余緒。

　　長江流域的自然生態，也是鄉村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水養一方人，也養育了一方鄉土文學藝術。相信“天人合一”，把人看作自然之子，是自古以來中國社會的集體意識和大眾哲學。長江流域，景色優美，風調雨順，最易激發人的審美沖動。

    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描述人與自然生態的互動關系時說：“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送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這種創作過程最適合在長江流域，事實上，他寫作《文心雕龍》就是在江南。他在《文心雕龍·辯騷》中分析認為，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作家，其風格放逸奇詭、汪洋恣肆，與當地山水氤氳、云霧迷離的自然環境密切相關。

    東晉時期，文人發現自然之美，由此推動了山水詩、山水畫的形成，涌現出一大批優秀文學藝術家和旅行家。大江東去，天地造化，引領了一次又一次時代風流。漢代民歌《江南》唱道：“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滔滔長江水，孕育了同樣滔滔的兩岸鄉土文學藝術，從江南文化區域上溯荊楚文化區域，再上溯巴蜀文化區域，包括云貴地區，山歌土謠、絲竹管弦、刺繡剪紙、雕刻漆藝，還有鄉村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器皿文化、建筑文化、船舶文化，林林總總，無一不是沾著濕漉漉的長江水痕，無一不體現了劉勰所說的“江山之助”。

　　再有長江流域的城鄉關系，也是鄉村文化生態中值得關注的要素。“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這是宋代詞人柳永吟誦當時杭州的詩句。宋以后，經濟重心完成南移，依靠長江流域的優越條件，相繼崛起一批繁華都市，并由此串起珍珠般的集鎮。年復一年，對鄉村形成明顯的經濟帶動和文化輻射作用。古代徽州就是在杭州成為政治、經濟中心的背景下，涌現出一些文風鼎盛的村落，走出去一批燦若星辰的文學藝術大家、儒商、徽醫、能工巧匠！而都市的繁華依托于當地經濟社會條件，依托于廣袤鄉村的支撐能力。柳永還寫道：“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竟豪奢。”從今天杭州及周邊鄉村留下的非遺，比如舟橋、雕縷、漆藝、織錦、穿珠等技藝，就可以想象當時都市與鄉村的密切關系。在中國古人的筆下，城市與鄉村之間并無城墻、護城河這樣的壁壘，唐代詩人杜甫的《春夜喜雨》寫道：“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隨風入夜的春雨，沒有阻礙穿過成都平原的城鄉，滋潤鄉村的野徑和漁火，也滋潤錦官城里的鮮花。這完全不同于后來城鄉之間的嚴重對立。 

　　江西婺源 成琪/攝

　　近代以來，中國鄉村發生劇變，處于經濟發展前沿的長江流域，可以說是鄉村演變的縮影和典型。工業化的發展，對一直占主導地位的傳統農業形成沖擊，城市經濟職能的強化，改變了其對于鄉村的依附地位并成為區域經濟的軸心。實際上，從宋明開始經濟重心轉向南方，特別是轉向江南地區以后，以鄉村自給自足為基礎的傳統中國經濟結構就悄然發生變化。進入明中后期，封建制度出現衰落，在一些地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手工業、商業獲得空前發展，在工場手工業等領域形成新的雇傭關系。鄉村經濟也隨之出現變化，產業結構開始調整，鄉村中國的基本性質和社會面貌不可避免地也在改變。

　　封建社會內部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出現，在思想文化上也有直接反映。它表現在當時知識分子的理論和作品中，比如明代以李贄為代表的思想家，以湯顯祖、馮夢龍、袁宏道等為代表的文學藝術家。它也表現在鄉村意識的變化中，當代學者、曾擔任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費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國倫敦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中，呈現了作者在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今屬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的調查資料，描述了當時這里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情況。可以看出，在世界大潮沖刷下這個村莊正經歷著一個巨大的變遷，由此也能看到當時中國正在變化的鄉村經濟的發展動力和存在的問題。

    《江村經濟》被公認為人類學中國學派的代表作，它把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域”轉向了“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經濟生活”，為人類學的發展開辟了一個嶄新領域。我進而想到的是，從“原始文化”到“經濟生活”的轉換之所以能在費孝通的手上順暢發生，能在這位長江之子的案頭自然轉換，或許與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有關，與長江流域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就把鄉村當作根系所在有關。鄉村有著中國社會最原始的基因編碼。這本書中記載，有位在村莊工廠工作的婦女忽然一反常態地硬氣，斥責丈夫沒有給她送傘，直觀反應了當地女工因為經濟地位的提升，改變了千百年來婦女的家庭地位。十多年前我尋訪過費孝通先生的家鄉蘇州吳江的鄉下，他出生在他熟悉的這片土地上。從李贄、湯顯祖、馮夢龍、袁宏道，到費孝通，他們都曾是長江流域鄉村里玩大的孩子。

　　中國鄉村沒有能夠走上一條與發達國家一樣的發展道路，與中國城鄉結構固有的缺陷、中國鄉村文化的保守性有關，但是，與中華民族一起驀然跌入災難深重的谷底是因為西方列強發動侵略戰爭，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這是中國鄉村急劇衰落、鄉村經濟瀕于崩潰的根源。帝國主義國家利用種種特權，掠奪廉價工業原料、推銷其商品，并控制市場，向中國廣大農村輻射，攫取高額利潤，農產品價格微不足道，農村與農業相關的產業紛紛破產，農民深受其害。與此同時，封建土地制度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清王朝、北洋軍閥和各路軍閥、國民黨政權等腐敗奢侈，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的動蕩，中國農村長期處于落后、貧困、戰亂之中。

　　長江流域的鄉村也在這樣的背景下進退維谷，幾乎陷入絕境。王先明在《城鄉發展的背離：1930年代鄉村危機》一書中提到，鄉村危機顯然并不僅僅是農業生產力下降或農業收獲量減少的問題。因為對于當時的中國鄉村而言，“不僅歉收成災，豐收也成災”，“已陷于東不是西不是的走投無路的狀態中”。例如，1932年各地大多豐收，“照理一般農民就此可以歡天喜地，額手稱慶了。但是實際上恰恰相反，因為糧價太賤，農民底窮困非但沒有減輕，反而益加深重”。他還特別提到長江流域：“是年長江流域許多縣豐產”，“均能超過通常收獲量達五——二十以上”，“春夏之間，粳米每石十三四元......等到新谷登場，立見傾跌至十元以內，現已在八九元左右”。以至于“‘谷賤傷農’恰是農業恐慌中農民生活的簡單描寫......目下中國農產價格的往下直跌，便是這種幻象造成的結果。同時這種農產價格狂跌的現象就成為中國農業恐慌基本的標志”。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三個現實主義作家“魯巴茅”（魯迅、巴金、茅盾），都有長江流域鄉村成長的經歷，他們的作品也都真實反映了當時中國鄉村、特別是長江流域鄉村的沒落，包括傳統鄉村文化的式微。在魯迅筆下，科舉制的犧牲品孔乙己是鄉村知識分子的代表，迂腐麻木，窮困潦倒，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勤勞善良的祥林嫂，早年守寡，再嫁又寡，幼子阿毛也被狼吃了，由此被視為傷風敗俗而且不祥的女人，失去了正常做人的權利，在命運的重錘擊打之下，更是在人們日常的歧視中，變得精神失常并最終失去生命。靠給人打短工為生計的貧苦農民阿Q，受盡壓迫，心靈扭曲，用精神勝利法渾噩度日，最終也因稀里糊涂參加所謂“革命”丟了性命。魯迅在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當時江南鄉村的人物形象，他們是那個時代的鄉民代表，是那個時代的鄉村文化符號。巴金和茅盾也分別在他們的作品描繪了當時長江流域的鄉村突變，反映了鄉村生活和鄉村人物的沉淪。除了他們，還有很多長江邊上鄉村長大的作家，比如長江上游的郭沫若、李劼人、沙汀、馬識途、何其芳，長江中游的聞一多、沈從文，長江下游的朱自清、郁達夫、余光中等等，都曾把目光投向鄉村，為中國文學史提供了長江流域的鄉村人物長廊。既便是我的同鄉、擔任過原文化部顧問的張恨水，曾經是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寫作重點是都市男女，比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緣》，也常常在都市與鄉村的穿插中展開他的故事，他的悲劇情結總是體現在這樣的穿插中。后來，他又把筆鋒更多轉向不幸的鄉村和農民。這是長江兩岸農民的悲慘時刻，這也是長江流域鄉村文化黑暗時期。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下的白帆。”生長于黃河岸邊濟寧市的詞作家喬羽，為電影《上甘嶺》創作的《我的祖國》，選擇了稻作文化的長江，來代表祖國的大江大河。新中國成立后，長江流域鄉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文化也煥然一新。在長期的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這個流域的鄉村發展和鄉村文化建設受到了嚴重影響，但是，在每次社會變動中，特別是在改革發展中，這里常常能立于潮頭。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十八位農民冒著極大風險在鄉村首創土地承包責任制，其中敢為人先的“小崗精神”，還有“托孤”、“立生死狀”的方式，正是長江流域鄉村文化特有的表現。改革開放后，江浙一帶鄉村經濟率先興起，其背后也有這里文化精神的支持。有不少學者在探索這種文化精神時會追溯到歷史上這里曾有過的學術流派，比如由黃宗羲領銜的浙東學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今天寧波、紹興一帶的人士。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和“明末清初四大家”，都出生于長江流域的鄉村或小城鎮，他們的理論與這里的鄉村都有著淵源關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鄉村文化的反映，當然也會作用于這里的鄉村。王陽明也是這里的人物，其思想的最終形成是同在長江流域的貴州鄉間，即龍場悟道，而他出生及其思想的醞釀，又在老家浙江寧波余姚的鄉下。前不久我到這里參加民宿大會，在演講的開頭“發揮”說，在座各位做鄉村民宿的都是王陽明的同鄉，也是他的傳人，是“知行合一”的踐行者。 

　　改革開放后，長江流域的文化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一些省份相繼提出建設“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的目標，鄉村文化建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這些年，長江流域的鄉村文化建設也發生了重要變化：

　　——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方面，長江流域歷史文化積淀深厚，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有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2001年在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圖案被國家文物局于2005年確定為中國文化遺產專用標志圖形。長江流域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意識相對來說覺醒最早，而且由于經濟條件相對較好，工作力度也較大，浙江省國家級非遺數量，從國家啟動這項工作開始，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安徽等省份率先制定了古村落保護方面的法規。

　　——公共文化服務方面，這個區域創造了不少好的經驗，也涌現出一批在基層、特別是在鄉村服務農民方面的領頭人。寧波市在全國首倡“15分鐘文化圈”，從城市推向鄉村。費孝通的家鄉蘇州市吳江區，開展鄉鎮群眾文化活動大聯動，這項活動堅持多年，在全國產生示范效應，“大聯動”的經驗和品牌進而拓展到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

　　——鄉村特色文化產業和旅游業更是做得風生水起。寧波市象山縣石浦鎮利用自古以來就有開捕祭海的民俗，結合當今生態保護意識，于1998年舉辦首屆“開漁節”，已經成為著名品牌。之后再接再厲，成功申報為國家文化生態區。成都市郫縣農科村從1987年始辦“農家樂”，被原國家旅游局授予“中國農家樂旅游發源地”的稱號，此后在成都平原遍地開花，出現了“漁家樂”、“羌家樂”等品牌。成都市錦江區三圣花鄉，在農家樂基礎上不斷升級，成為集商務、休閑度假、文化創意、鄉村旅游于一體的旅游休閑勝地，先后被有關部門授予“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首批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市級森林公園”的稱號。同樣是“農家樂”升級版的鄉村民宿，在長江流域的上中下游遍地開花，浙江一帶的鄉村民宿，借助長三角城市群地緣優勢，更是風頭無兩。

　　筆者多年前曾在三江源尋找長江源頭，看到從濕地里滲出的涓涓細流。發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脈的長江，穿過上游的高原、高山、峽谷，穿過中游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皖蘇沿江平原，又穿過深闊江道與密集河網相交織的下游，最后匯入大海，其情狀如同農人之四季，湍急如春忙，舒展如夏長，豐盈如秋收，沉積如冬藏。——這恰恰就是長江流域鄉村文化流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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