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融合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統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鄉村全面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有機結合。當前,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并向鄉村廣泛滲透,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搭起一座“數字橋梁”,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重要動能。
城鄉融合是一個系統的、整體的發展過程,涉及城鄉功能布局、要素流動、公共資源配置、產業發展、社會治理等諸多方面。數字技術具有極強的通用性、滲透性特征,這一技術特性與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統一的。數字技術的持續迭代與應用,不僅深刻改變了鄉村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同時也帶來城鄉要素流動格局、經濟聯系模式和公共資源配置方式的一系列新變化。
當前,城鄉要素難以順暢流動,特別是鄉村人才、土地、資金等要素過多流向城市,被普遍認為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障礙。數字技術的應用深刻改變了城鄉互動模式,以及傳統的生產要素流動與空間配置路徑,能夠促進要素更多向鄉村流動。同時,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融入農業生產全過程以及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和社會服務管理等各環節,有利于提高農業要素配置效率。
通過高效的信息流通和精準的數據支持,數字技術能夠促進農產品供需有效對接,將鄉村市場融入統一大市場;同時也能促進城鄉產業協作與價值鏈雙向延伸,從而實現城鄉經濟的互補發展和深度融合,暢通城鄉經濟循環。
在促進城鄉公共資源優化配置方面,數字技術也發揮出重要作用。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突破傳統的時空限制,其與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供給的融合發展,帶來“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等場景創新,促進了城市優質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向農村下沉,提高了公共服務資源覆蓋面和均衡普惠度。
數字技術在提高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水平方面也有積極的作用。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城鄉之間的信息、管理和服務實現實時共享,讓治理的過程更加透明,提升治理效能。比如,浙江通過實施“鄉村大腦”項目,打通了城鄉間的信息壁壘,為優化城鄉治理提供了智能化支持。
當然,技術不是萬能的,數字技術亦是如此。在推進數字技術賦能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中,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制度建設對數字技術創新應用的保障作用需要加強。技術和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只有具備良好的制度環境,數字技術在城鄉融合領域的應用才能不斷深化。目前在城鄉數字化治理過程中,相關制度規范不健全引發數據過度采集、數據處理不透明等問題,需要加強制度建設,確保數字技術更好賦能城鄉融合發展。
數字鴻溝、數字不公平等問題亟待解決。從世界范圍看,在數字技術滲透應用過程中,不少國家都出現了數字排斥現象。我國農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不少農村居民缺乏數字技術應用能力,如何在利用數字技術提升產業發展效率、社會治理效能的同時確保公平,依然是一個重要挑戰。
數字技術在給城鄉發展帶來高效、便利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風險。特別是農村網絡安全方面,如果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農村地區可能面臨信息泄露、網絡詐騙等風險,對此要做好防范應對。
從更宏觀的視野看,以數字技術為動力引擎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是大勢所趨,其在實踐中也已展現出強大的賦能作用。眼下需要做的,是進一步冷靜分析數字技術的應用方式、范圍,瞄準城鄉融合發展的短板問題,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著力突破。
首先,在促進城鄉產業跨界融合升級上下功夫。城鄉融合發展,產業融合是基礎。要深化數字技術在工農業生產領域的應用,特別是推動數字技術在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領域的普及應用,促進農業生產、加工、流通、銷售等環節的數字化、智能化和高效化,提高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加快縣域商業數字化轉型,推動縣級物流配送中心、鄉鎮快遞網點數字化改造,促進城鄉生產、流通、消費有效銜接。
其次,依托數字技術帶動更多要素向鄉村流動。城鄉融合發展,突出短板在鄉村發展不充分,關鍵制約是現代要素保障不足。要積極培育鄉村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發展鄉村智慧旅游、創意農業等新業態新模式,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向鄉村匯聚。加強鄉村數字技術人才培育,吸引更多的數字經濟相關人才入鄉創新創業。發展農村數字普惠金融,因地制宜打造惠農利民金融產品與服務,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和效率。
最后,把提高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公共資源配置直接關系城鄉居民福祉,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要構建城鄉一體化數字化規劃平臺,提高規劃的精準性和科學性。推動公共服務與數字技術融合發展,培育“互聯網+養老”等多樣化場景,促進優質公共資源城鄉共享,提高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效率。
還要看到,城鄉融合發展既要“硬聯通”,更要“軟銜接”,依托數字技術提升城鄉治理融合水平是重要內容?梢越梃b“數字鄉村一張圖”和“數字大腦”等經驗,打造城鄉一體化的數字治理平臺,建設覆蓋全生命周期、線上線下聯動、精準高效的數字化治理網絡,不斷提升城鄉治理效能。
。ū疚膩碓矗航洕請 作者顏廷武系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湖北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