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強調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并不是對逆周期調節的否定，更不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與逆周期調節相比，跨周期調節更加側重于對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優化，更加注重穩增長和防風險的統籌推進，從而進一步提升經濟增長潛力和內生動力。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有關“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的提法，引發了廣泛關注。對此，市場各方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讀，一個普遍共識是，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不僅是宏觀調控理論的重要創新，更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此舉對于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意義重大。

　　長期以來，“逆周期調節”是我國宏觀調控的關鍵詞之一，也是我國經濟能夠平穩運行在合理區間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在熨平周期性波動、對沖下行壓力等方面，逆周期調節發揮了積極作用。此次中央基于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科學研判，明確提出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的要求，這既是對傳統逆周期調節的完善和升級，也是順應經濟中長期發展作出的戰略抉擇。

　　事實上，在一年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就被提出，這也是“跨周期調節”概念首次出現。但考慮到當時我國剛剛步入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加快復工復產復市，實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的時機尚不成熟。

　　經過各方共同努力，去年我國經濟率先從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復發展，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繼續穩定恢復、穩中向好，不僅經濟總量持續擴大，經濟增長動能也比較充足，為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夯實了基礎。另外，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從中長期看，無論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推動擴大內需戰略落地，都離不開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而這些也正是跨周期調節的內在要求。

　　說到底，與逆周期調節相比，跨周期調節更加側重于對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優化，更加注重穩增長和防風險的統籌推進，從而進一步提升經濟增長潛力和內生動力。通常情況下，當經濟運行出現異常時，及時運用財政、貨幣等逆周期調節手段，確實可以讓經濟較快回歸到正常軌道，但如果頻繁進行逆周期調節，也會帶來一些“后遺癥”。

　　比如，寬松金融政策短期內可刺激經濟增長，但長期寬松會累積金融風險；又如，強投資拉動可有效對沖經濟下行壓力，但也會催生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等。而跨周期調節的啟用，讓宏觀調控“工具箱”更為豐富靈活，特別是在兼顧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短期周期性問題與中長期結構性問題方面，更具全局性和前瞻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強調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并不是對逆周期調節的否定，更不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穩增長壓力較小的窗口期，經濟長期向好的態勢也未發生改變，但要看到，創新動力不足、經濟結構不均衡、發展質量效率不高等中長期問題依然存在。對此，我國宏觀政策加強跨周期調節，既著眼于對沖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沖擊，也兼顧對中長期結構性趨勢性變化的應對，將有助于發揮好宏觀政策“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顧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