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粵港澳大灣區為何這么“快”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時下最熱的話題之一。
去年兩會上,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粵港澳大灣區首次被寫入,占據了一個至高的起點;僅僅過去一年時間,今年的博鰲論壇上,廣東省省長馬興瑞便對外透露稱,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很快就要出臺。
4月11日,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舉辦的“綜研國際報告會”上,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博士分享了他近期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研究。
自貿君在現場聆聽之后,感覺信息量很大,可以加深大家對這一重大戰略問題的理解。
廣東的危機感
攤開中國地圖,可以發現,當前中國的城市群基本上集中在“兩橫兩縱”,兩橫即長江沿線一帶和隴海鐵路,兩縱即沿海軸線和京廣鐵路的縱向。
“中國過去的發動機有兩個,一個是珠三角,一個是長三角,現在我們看到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意味著粵港澳地區在國家經濟的重要性和比重,實際上是在相對下降的,雖然絕對值在不斷擴展。”在方舟看來,這便是粵港澳大灣區提出的背景,實際上反映的是廣東的危機感以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曾表示,廣東面臨著在全國經濟地位下降的危險,若沒有危機感和緊迫感,那么,廣東將有可能從國家經濟核心區域淪為一般的較富裕省份,在生產要素配置上失去作為全國性中心的地位,失去話語權。這帶給廣東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可見,廣東省主政者有很強的危機意識。方舟透露,早在“十三五”規劃出來之后,廣東省方面就找到國家發改委,希望做一個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當時(2016年)的目標是爭取“十四五”規劃的時候,能夠列入國家的重點規劃。
而只過了一年,國家層面便正式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
香港的難題
之所以能在這么快的時間內,將粵港澳大灣區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香港。
方舟分析,當時中央看到香港面臨的諸多內部問題,靠香港自身力量很難在短期內得以解決,希望通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來創造性的解決香港面臨的難題。目前,香港經濟上的深層次矛盾突出表現在兩點,一是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之間的矛盾,二是土地供應和房屋需求之間的矛盾。
在制造業北移,以及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深化的背景下,香港經濟出現了三個特征:
一是以金融和專業服務為主的生產性服務業,受惠于中國內地經濟發展,但創造的本地就業機會有限;二是集中大量中低收入就業人口的本地消費性服務業,亦大大受惠于內地旅客自由行,香港失業率保持低水平,但打工者收入增長緩慢;三是伴隨著香港高等教育的擴張,年輕人就業期望值與就業市場的實際需求產生結構性矛盾,出現“有人沒工做、有工沒人做”現象。
對于土地供應問題,方舟舉例了香港的零售業。根據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統計的數據顯示,2003年宣布開放自由行以后,香港的零售額呈現快速的增長,香港零售總額10年增長了185.9%,但零售樓面存量10年只增長了16.9%,供不應求,商鋪的租金上漲迅速。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應運而生,既滿足了廣東的需要,也滿足了香港的需要。
三大意義
方舟認為,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有三大戰略意義。
首先,在國際經濟新秩序重構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制高點和全球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核心區。
傳統的珠三角概念,是以珠三角下游三角洲為基礎形成的城市群,此次提出的大灣區更強調的是外向型“海灣”概念,發揮所在區域科技創新高地、金融功能發達和交通樞紐等幾大要素的優勢,成為具有全球經濟領導作用的核心區。
其次,可以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優勢,讓生產和生活要素在大灣區三個獨立關稅區下,低成本地便利跨境流動。大珠三角是“9+2”合作地概念,“9”和“2”則是相對分立的,大灣區是一體化的產業群和共同生活家園概念。
最后,可以通過大灣區建設,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重任。
港澳面臨經濟結構單一、土地不足、年輕一代職業向上流動空間越來越小,大灣區一體化可以在經濟發展和生活空間方面,幫助港澳解決上述問題。
三個建議
對于大灣區的發展,方舟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認為應該重點推進三方面工作。包括:新的歷史階段下,進行高水平的產業協同合作,尤其在科技創新和金融領域的合作;公共服務和社會政策的協同,構建共同生活家園;重大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等。
方舟提問:深圳也好、香港也好,都面臨著重大基礎設施布局困難的問題,我們能不能跳出各自地域行政范圍,從大灣區角度來想重大基礎設施共建共享?
舉例來說,深圳現在要建垃圾處理焚燒場,選址是很大的問題,而香港現在3個垃圾堆場已經滿了,要建新的垃圾焚燒場,大家都反對。怎么辦?
方舟表示,可以考慮通過大灣區的維度,來布局這些設施。比如幾個城市合起來,在無人小島上共建大型垃圾焚燒場,每個城市都用船將垃圾運到島上處理,這樣就能解決垃圾處理的選址問題。
自貿君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這大約也正是區域開放、一體化發展的意義所在,即可以避免各自為政,催生更大的規模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