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犁，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2009年，他發起并領導了全國范圍內的學術調查——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建立起中國微觀金融的基礎數據庫，數據庫全面追蹤家庭動態金融行為，填補了中國家庭金融微觀數據的空白。2015年，他設計和發起了中國小微企業調查（CMES），通過科學抽樣收集到1.2萬余家小微企業有關經營、管理、創業創新、投融資、稅費等方面的詳細信息，填補了國內小微企業方面的數據空白。2017年，甘犁又發起高校合作調查，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微觀數據庫。
5月17日，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收到一條發自中國移動的短信：尊敬的中國移動客戶，2018年5月18日是您入網中國移動12周年紀念日……甘犁將這條短信的截圖發到自己的朋友圈并配文：回國工作12年。
這12年，甘犁與經濟數據結下了不解之緣。“科學統計得來的數據是對現實的整體把握。今天，中國的發展需要更科學、更全面、更真實、更詳盡的數據。作為數據的‘生產者’，我們有責任依據這些數據研究事件背后的經濟學規律。”甘犁說。
用數據來“說話”
2009年，甘犁發起并領導了全國范圍內的學術調查——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發起調查的初衷是希望能將收集的數據用來支撐學術研究，便于西南財大的師生引用，并對論文發表有一定幫助。”甘犁說。
2011年8月份，343人次歷時47天，采集8438戶樣本后，2012年5月份，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公布，因為對資產、負債、收入、保險、就業、支付習慣等敏感家庭金融信息進行極其細致的描述，彌補了官方數據的空白，引發社會極大關注。家庭資產數據公布后的一通電話讓甘犁記憶猶新。
“一位大叔幾次把電話打到中心，一定要讓我接電話，我拿起電話竟然聽到他的哭聲。”這哭聲讓甘犁有些懵了，詳細詢問后得知，原來因為關注到甘犁團隊發布的城鎮家庭資產均值后，對比自己的家庭收支情況，大叔感到落差太大無法接受。
“這一幕說來有些戲劇性，但也充分說明我們的數據引發了社會的強烈關注。首先，這種關注已經超越了學術界，其次，這種關注充分說明大眾對數據的敏感度在提高，觀念在轉變。我們的數據一定能產生更深遠的影響。”甘犁說。
這種關注對甘犁來說無疑是積極、正向的，也堅定了他采集高質量數據的信心。然而，他遇到的困難也不少。
首先，這是一個背靠西南財經大學的公益性學術調查研究機構，成立之初的首期調研獲得了西南財大1000萬元的資助。運營至今，學校的無償資助仍占機構支出的50%。“另外50%的資金來自于課題、捐贈，我們的數據并不足以對銀行、證券公司這些機構的交易產生影響，在商言商，和他們談合作是有一些‘底氣不足’。經費緊張的問題依然存在，但與兩年前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甘犁直言。
其次，靠入戶調查拿出的一組組數據凝聚著調查員太多心血。“2011年，我們的入戶拒訪率是11.6%，到2013年已經降低到10.9%，這在全世界的資產調查中屬于較高水平。目前，芬蘭能夠達到10%，不過這是在國家立法規定不能拒訪的前提下。”甘犁說，拒訪率越低意味著樣本偏差越小。“我們的調查員全部是學生組成，一次次入戶對他們來說挑戰不小。他們身上常常有一股倔勁，一次不同意就來第二次，不愿意入戶就約一個環境好的地方再聊。”
天津訪員張采薇在調研日記中記錄，自己3次貼條留言被拒，最后通過打“親情牌”才獲得獨居老人的認同，成功地入戶訪問。“財經院校的女生多，被拒之后有些人就直接哭了起來，要我是受訪者也很難拒絕。”甘犁介紹說，截至2017年12月底，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庫已擁有29個省區市、363個區縣、1428個社區的4萬余戶中國家庭金融數據。
不讓數據“打架”
給每位調查員配備平板電腦，實時監控訪問動態；建立專門的質控團隊，專門核對錄音和錄入情況，出現差異進行電話回訪；讓調查員成對出行，彼此探討訪問技巧……最大程度上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專業性是甘犁的初衷。
盡管如此，數據“打架”的情況仍然時有發生。甘犁介紹說，比如，2014年上半年，西南財大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報告稱，2013年，我國城鎮住宅市場的整體空置率達到22.4%，城鎮空置房為4898萬套。與之沖突的是，有房地產業內人士質疑，1998年到2013年，城鎮新增人口約2.2億人，折算城鎮新增約7000萬個家庭，實際住房套數和家庭數大體一致。
“首先，我們定義的空置住房是指城鎮地區無人居住的家庭自有住房，比如，在北京上班，成都有一套房子空著沒人住，也算入空置率。其次，是城鎮化過程中對‘剛需’的定義理解，一種是‘主動進城’的農村居民‘扛包進城’生活工作，有租房、買房的剛性需求。但是，還有一部分人居住地由農村變成了城鎮，屬于‘帶著房子被動進城’，他們沒有租房、買房的剛需。”甘犁表示，正是基于上述條件所做的調查得出整體空置率為22.4%。
再比如，對農戶和小微企業的信貸可得水平，中國人民銀行2016年的統計數據認為達到80%以上，而甘犁團隊的調研數據顯示只有27%左右。
“央行的統計口徑來自于主動提出申請貸款的小微企業，有80%的企業獲得了貸款，而我們的統計口徑還包含了有需求但沒有提出申請的企業，或是怕麻煩，或是感到機會渺茫，不申請貸款不代表不需要貸款，他們也應該在統計范圍內。兩者的基數不同。”甘犁說。
甘犁一直在努力讓調研少一些盲區和誤區。首先，他不斷擴大調研規模。2011年8月份首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公布時采樣戶數為8344戶。2013年9月份第二次調研時，采樣戶數為28228戶。2017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庫記錄了4萬余戶中國家庭數據。
“此外，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國小微企業調查、中國城鄉基層治理數據庫這些數據庫我們會開放給經濟學同行使用，大家用專業的眼光來審視這些數據，挖掘、用好這些數據，共同發現中國經濟運行當中的基本事實、關鍵事實。”甘犁說。
有厚度更有價值
通過調研得到數據，通過數據讀懂經濟發展的規律，這些數據背后的“故事”意義深遠。
2014年和2015年，甘犁開始在四川省7.2萬戶貧困戶和5萬名貧困地區的學生中開展勞動收入獎勵計劃和青少年教育促進計劃。
“通過社保進行的轉移支付大約占我國GDP的9.5%，而OECD（經濟發展合作組織）國家的平均值是21%。通過這兩組實驗的數據，我們可以觀察增加轉移支付對消費的刺激作用。”甘犁介紹。
在四川樂山市五通橋區開展的勞動收入獎勵計劃于2014年8月份開始，試點對象主要是月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相對貧困戶。該計劃針對有勞動能力的貧困群體所獲得的勞動性收入提供現金獎勵，鼓勵貧困家庭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來增加收入。甘犁認為，大幅增加對低收入群體的現金轉移支付、建立激勵相容的轉移支付制度，是未來中國縮小收入差距的必然選擇。而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避免低收入家庭形成“福利依賴”至關重要。3年的試點結果顯示，“勞動收入獎勵計劃”在增加家庭勞動性收入、刺激就業、促進消費方面成效顯著。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后，該計劃使得實驗組家庭勞動力就業率的增加幅度比參照組高12.9%、勞動力月工作時間增長了25.8%、家庭月勞動收入增長了38.8%、家庭月消費支出增長19.1%。
在青少年教育促進計劃實驗中，與無獎勵的對照組相比，有獎勵的實驗組的學生成績也有明顯提高。
“通過這些年的工作積累，2017年西南財大校務會正式通過成立反貧困實驗室的決定。”甘犁表示，“西南財大通過田野實驗的方式，期望真正參與到中國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去。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僅是提供思路，還提供方案、操作手冊、系統、經驗和教訓，讓地方政府在采納實施方案的時候有更多可借鑒之處”。
“在豐富和完善微觀數據庫這條路上，我們一直在努力做一份有厚度的數據。現在大家普遍關注的大數據能夠分析經濟現象之間的關聯，如果大數據能和通過田野調查和試驗得出的‘厚數據’相結合，我們能確定很多現象的因果關系。有了這樣的關系，數據才能創造價值。”甘犁告訴記者。（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記者 劉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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